瑜伽笔记（二）活在中国文化中的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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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那种对东方神秘主义的叶公好龙相比，中国人似乎天然的和瑜伽的思想有着亲近感。
因为确实，瑜伽和中国太有缘了，在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时候，瑜伽已经活在中国文化里了，它移植得如此成功，以至于大部分人忘记了它有“瑜伽”这样一个古老的名字，当现代瑜伽以一种舶来的健身方式进入中国人视野、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便是既亲切又陌生。
什么是瑜伽呢？瑜伽在梵文中，意义是“和谐”，“一致”，在佛教经典的翻译中被释为“相应”。它是古印度由来已久的一种修行方式。甚至在“yoga”或者“yuj”这样的名词出现之前，盘腿静坐冥想，以及模仿动物的姿势进行伸展，就已经是印度的一种传统。
但瑜伽开始作为有理论依据的修行体系，并以“瑜伽”之名出现，则是随着公元前7世纪婆罗门教的兴起。当时印度在雅利安人征服原始印度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种姓分明的吠陀文明。而婆罗门教，正是以祭祀、修行、理论构建等方式，成为了这种种姓秩序的精神支柱。而瑜伽，作为一种“戒律”、“约束”的修行法，便出现在了《吠陀经》的记载之中。
《奥义书》中提出的“梵我合一”理论，成为了婆罗门教三观的重要基石，而瑜伽祖师帕坦伽利的《瑜伽经》则首次系统的提出了瑜伽八支，通过戒律、奉行、体式、呼吸、制感的瑜伽修行，逐渐摆脱自己的感官迷惑，远离执着妄想，最终领悟到宇宙“合一、和谐”的状态，切断因果、达到终极自由的境界。即可以理解为“梵我合一”。
如果抽离这些特有的名词，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古老的中国，虽然没有婆罗门教，但同样在苦难中寻求内心解脱的中国哲人，也无独有偶的提出了类似的说法。
我们不如看看《庄子》，在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内篇》中，提到了两个词：心斋和坐忘。
有一次，孔子对颜回说：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 简单来说，讲的就是收束感官和妄念，让心在与道相合（符）的状态下止息下来，最终到达”虚”的境界。
又有一次颜回对孔子说：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大宗师》） 这里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是不是与《瑜伽经》所说的内容神似？无怪于历史上常常有人把后来禅宗源于瑜伽的修习附会到庄子的身上了。
有趣的是，道家的庄子，把这两则故事，放在儒家先圣的头上（庄子可没少埋汰孔老夫子），至少可以看出，至少在当时看来，儒家的”修身”，和静坐冥想并不违和。
又是庄子，在《刻意》篇中（可能是汉代人的手笔），创造了一个至今广泛使用的成语：吐故纳新。而由此，道家发展出了以”吐纳”为名的呼吸养身法——又与注重呼吸法的瑜伽不谋而合。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对于善于自我观察的民族，太容易发现，在人体诸多仿佛有着神秘力量驱动的机制中，人不能控制食物的消化，不能控制睡意、尿意、性欲的产生，不能直接控制血液的流动、心脏的跳动、汗水的涌出；只有呼吸，是我们可以有意识的控制和调节的。而因为呼吸与我们身体其他系统相联系，通过控制呼吸，便能影响到我们的心跳、我们的血流、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欲望和情绪，最终让整个人达到平静和谐的状态。
这便是中国文化，在完全没有邂逅瑜伽的时候，自行产生的“所见略同”。
然后，佛教就来到了中国。
一开始在印度，佛教便是带着对婆罗门教的反叛出生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反“梵我合一”，佛教最讲究的，便是无我，破我执，那么如果我都没有，梵自然也是没有的。因而，和婆罗门教思想一致的原始瑜伽学派，在佛教眼中，也被称为“外道”。
然而神奇的是，佛教并没有否定瑜伽。事实上，因为瑜伽这一套古老的修炼身体和精神的方法非常有效，已经是当时大部分求道者修习和冥想的法门。如释迦牟尼最后菩提树下悟道，起誓道：“不证菩提，不起此座”，指的便是瑜伽中的莲花坐（跏趺坐），也即是我们看见的绝大部分佛教艺术中佛菩萨的标准坐姿。“莲花座”、 “金刚座”，在佛教艺术中，往往被具象化成具有华丽形状的莲花或宝座，然而实际上都是不同的坐姿而已。瑜伽八支中的Asana（体式法）曾经在中国就直接被翻译成“坐法”，足见各种稳定的坐姿，是当时瑜伽中最重要、最适合人进入安定冥想状态的体式和法门。
而瑜伽文化，便是随着佛教的流入，来到了中国。佛教迅速的填补了中国哲学中，对宇宙观、本体论的忽视，以及对下层人民的普适关怀，于是以燎原之势发展起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铺垫，终于来到了大一统的盛世唐朝。而唐朝，便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佛教文化引进者——唐僧。借《西游记》的光，唐僧取经的故事是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了蔚为大观的成系统的佛教经典，其中包括短小精悍、高度概括、许多人能出口背诵的《心经》。
但是玄奘带回来的最重要的、终其一生都在翻译的一部经典是什么呢？
这部经典叫做《瑜伽师第论》。甚至，在真实的历史上，玄奘下定决心去西域最大的诱因，便是要取这一部《瑜伽师第论》。而玄奘回到中国后所创立的宗派，就叫做瑜伽宗（当然大家更熟悉“法相宗”这个名字）。所以说，唐僧是中国第一批去印度接受培训的瑜伽老师（误）。
那么《瑜伽师第论》到底讲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论瑜伽练习者的境界”，把佛教语境下的瑜伽修行，分成了十七个等级，从开始打坐观想入手，一直到成佛涅槃。它相当于是当时大乘佛教的一部修行总纲。
当我第一次在瑜伽课上听到瑜伽八支：“持戒、奉行、体式、调息、制感、执持、静虑、三摩地”的时候，第一反应便是它和佛教中的六度很像：“持戒、布施、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事实上，佛教在印度出现，很大程度上批判和继承了当时的宗教和哲学的元素，如前所说，瑜伽天然的已经是佛教的修行法门。而瑜伽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三摩地（正定）”，也同样是佛教中追求的一种境界。（如《楞严经》中：“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舒金色臂，摩阿难顶，告示阿难、及诸大众：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佛教六度中的“禅定”，已经包括了瑜伽学说里的“静虑”和“三摩地”，但是佛教相对传统印度学说的一个发展，就是要在个人通过冥想禅定得到的暂时解脱之上，得到永脱轮回、终极解脱的般若智慧，也就是《心经》中所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这是题外话。
随着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文化不断的中国化，包括瑜伽在内的许多印度文化，都融汇入了汉语的词汇中去。包括”刹那”，”茉莉”，”塔”，”劫（波）”，”魔（罗）”，”禅”，都是我们以为土生土长，其实却是梵文音译的词。至于“世界”，“自由”，“平等”，“地狱”，“真理”，这些词，更是随着佛经翻译才出现的新词汇。
又比如我们人人会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南无”，便是瑜伽课结束时，老师和学生相互致礼会说的”namaste”的前缀“namas-”，有致敬的意思。
而前文所提到的”三摩地”，在汉语中间，变形成为了”三昧”，并渐渐从本意引申出程度高深的意思。到了《西游记》里，道教老祖太上老君炼丹直接用“三昧真火”，就是体系混乱了，就仿佛涡旋鸣人燃烧小宇宙，碇真嗣使用巨人之力。但我们许多人完全意识不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三昧”这个词已经完全的中国化了。
如同这些词汇的中国化一样，瑜伽（传统来说应该念“鱼茄”），也隐入了中国的文化之中，甚至在寺院中僧人的瑜伽呼吸修行，也可以用源于道教的“吐纳”来指代（反体系混乱XD）。佛教传统的瑜伽，和道教传统的导引术，也不断的混合，演变出一系列养生术。千年以来，可以说，瑜伽的修行和理念其实早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在精英知识分子中间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以至于虽然我们都知道印度是瑜伽的故乡，也有着太多修习瑜伽的大师，但瑜伽、特别是瑜伽后三支、以及佛教中对瑜伽的发展（按照南怀瑾的说法，便是所谓的“心瑜伽”）最盛大的传承，实际上是在中国的。
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中国的文化，明明已经吸纳、消化了瑜伽文化的精华部分，并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包括气功吐纳、坐禅入定的法门，以及五禽戏、十段锦这样的配合呼吸法的本土健身体操，近代很长一段时间，本土“武馆”也遍地开花；然而，现代的中国年轻人，更热衷学习的健身方式，却又是这一门重新舶来的“瑜伽”，每个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的瑜伽馆便是例证。
自己有的东西，为什么还要问别人学？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佛教的机锋，但以我之见，确实反应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问题。
中国文化最大的魅力和缺憾之一，便是它的早熟性、两极性。
比如中国的绘画，很早的，中国绘画便作为“琴棋书画”的一种技艺，成为士人阶层表达志趣的手段，到徐渭、朱耷，更是几近“表现主义”之道。我们大可以不屑一顾的自满于我们绘画的境界领先于西方几百年，但也必须看到，虽然我们在用笔用墨的技法上历代都有开拓，但绘画要表达志趣意境而不是写实、写真几乎是文人的共识，画的像只能是画匠做的事情，“境界”上落了下乘。于是在透视、光影、颜色这些视觉艺术的基本知识的探索上，是乏善可陈的。因此，当绘画过早的过急的去追逐那些人生的境界，我们便看到中国画也过早的定型了，那一幅幅云气氤氲、山高月小的山水画，那一幅幅笔力练达、有书法韵味的花鸟画背后，到底还有多少值得“表现”的空间呢？ 又有多少文人真的拥有那样的内心世界呢？
中国的思想，便更是有这样的特点。拿佛教的例子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慧能写的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显然比神秀的“朝朝勤拂拭，莫使惹尘埃”高明。于是读过这个故事的人便开始觉得自己也比神秀高明，而嘲笑起“朝朝勤拂拭”的劳碌来，仿佛自己已经到了“本来无一物”的境界——实际上呢，迷惑还是一样迷惑，烦恼还是一样烦恼，一地鸡毛，也不拂拭，大部分人的境界，实在是比神秀差太远的。然而“标准答案”我们已经抄到了，打嘴炮的时候，我就是“本来无一物”，我就是境界比你高，气死你。
于是佛教中国化最大的产物，便是充满中国特色的禅宗。
禅宗在哲学上自然有其智慧所在，禅宗所倡导的 “见性成佛” 、饮食坐卧无不是禅当然也是一种破执的智慧，但其过分追求速成、直接得到答案的理念，在实践上变成了对公案、顿悟的热衷，而这种境界的速成又太对中国人的口味，于是中国人的头脑里终于被灌满了投机取巧的机灵禅，而一步步踏踏实实修身修心的功夫，自然不是热门。
后来“净土宗”针对下沉市场推出的念佛便能成佛的极简方案，也广受欢迎。
这简直就和今天沉迷短视频和抖机灵的国内网络世界众生像，是一样一样的。
但同样的，这些快速到达的境界，往往和我们每个人日常所面对的生活的困境，是脱节的。即便是以“入世”著称的儒家，也是如此。于是，中国人在精神世界上，往往一半用于面对现实，一半用于仰望星空，两者又是互相割裂的。因此仰望的“境界”越高深飘渺，那么现实的部分便越市侩和功利。中国人的精神，大抵便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王阳明的思想稍稍有其切入现实的方法论（依然很难实操），便被许多士人当做了救命稻草，便是一例。
其实，中国人吸纳了和发展了那么多思想，却常常没有回答好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便是《金刚经》中须菩提向如来所提的第一个问题：“应云何住，云何降服其心”。
当今这个时代，《老子》中那一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史无前例的真实而强烈。已经听了太多哲理段子、古老智慧的中国人，心中奔腾的是“道理我们都知道，但现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那么讨厌大道理和毒鸡汤。
现代瑜伽扮演的，正是一个帮已经太多玄之又玄形而上思维的中国人重新一步步树立根基的角色。它藏在健身的表象后面，重新来让我们认识我们本早已应该该学会的基本功，专注、呼吸、内省，合一。忘却那些空洞的境界，也不用去出世学佛，而有章有法地、一步一步去修、去证、去探索。这实实在在的法门，让我们的身体、心灵都能得到锻炼和滋润。
那么为什么必须是瑜伽？不是我们的五禽戏？不是太极拳？不是气功？
在我看来，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很多，但从文化上来讲，最大的便是这样一个问题：
与现代对立。
上一篇笔记我写道：
瑜伽成为世界的运动，它也作出了改变。它接纳了现代运动学和解剖学，让传统的体式不断变得更加科学，更加不容易造成伤害；它接纳了现代传播学和教育学，让每个受其恩泽的人不再有太多门户或水平的限制而快速的孵化了成千上万的传道者；它接纳了功能主义，让养身、减肥、塑形这些快餐的目的性成为它最耀眼的LED广告；它借鉴同样非常讲究身体端正的芭蕾舞的教学，并吸引了一大批舞蹈出身、体态优美的女性追随者——它如同观世音同情女性的苦难而示现女性形象一样，坦然的展现了“女性”的一个标签。 瑜伽并不是没有它与现代科学完全不同的体系，七轮三脉，唱诵的神秘力量，以及印度教、佛教中那么多通过瑜伽跳出轮回修成正果的理论和传说。然而，拥抱现代世界的瑜伽并没有失去这些传统文化的传承，它通过更强调科学的健身方式，反而让更多人亲近瑜伽，成功的进行了文化输出。
反观中国，许多传统的瑰宝，则是掉落在“境界”的执着里无法自拔了。练武术的，讲究无招胜有招、以德服人；学中医的，讲究辨证之妙，存乎一心；气功的更是恨不得直接结丹飞升与天地对话所以信用早就破产——当技术已经无法与“境界”相匹配的时候，既得利益者便不得不以神秘主义牟利，从而产生了一大批欺世盗名的“术高莫用”和“民间高手”。这里并不是说，已经没有高人能达到这些境界，而是大多数人都无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你会不会，你会不会教？
在民族主义高涨的今天，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对西方文明进行批判似乎已经成为了常规操作，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整个现代文明，我们这数代人所接受的全部教育，无不是基于实证科学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实证科学已经是现代人类的共识。那么，拒绝实证科学，而藏在“民族”“体系”“境界”这些词汇的背后，拒绝用现代的方式进行传播和交流，继续固步自封，那便和精神胜利没有任何区别了。
与其这样，不如放下“博大精深”的身段，从小处着手，从可以让普通人理解和立即学会的实用处着手，用现代的方式来重新包装、改良和推动许多传统的东西，不但不是破坏传统，反而恰是更对我们的文化更有益的（中国民乐正是这样做的）。
总而言之，瑜伽很早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千年之后，焕然一新的瑜伽又再一次对中国文化产生着冲击。这篇文章这便是我，针对这个话题进行的一些调查和思考。
当然，还有更幽微而深邃的一块内容，也是中国文化里欠缺而我们能从瑜伽中获得启迪的，便是对待死亡的问题，这就留给下一篇笔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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