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瑞法：让数据说话
实际上，郑丰田对主粮转基因商业化的反对和顾秀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质疑，源于对转基因技术的不信任。
长期从事发展经济和农业技术经济研究、近年来专注于转基因作物政策研究的胡瑞法在辩论中以研究数据给出了答案。“转基因技术经过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生物安全监测与验证，未发现其食品安全问题。”胡瑞法说。
通过对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SCI）与转基因农作物相关的9333篇论文的检索与分析，其中数百篇研究安全性，而这些文章多数支持转基因是安全的，百分之十得出“不安全”、“有风险”结论的论文经胡瑞法课题组追踪发现，所有得出转基因不安全结论的论文均被进一步实验证明是错误的。
胡瑞法介绍，得出转基因“不安全”或“存在风险”结论的论文一半来自同样两个实验室，即法国的塞拉利尼（Seralini）实验室和意大利的Malatesta实验室，它们一再被科学界发现要么存在实验样本少、统计方法不可信，要么有实验周期设计不合理问题，结论均不可靠。顾秀林引述的、著名的塞拉利尼论文，以撤销告终。
胡瑞法认为，中国转基因技术产业化近年来发展缓慢、大幅落后世界其他国家的现状与公众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认知相关。他指出，转基因技术商业化陷入了无谓争论的陷阱，在现有科技水平已经是安全的条件下，再激烈的争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只能助长谣言的流行，从而误导广大消费者并进而影响到政府的科学决策。
转基因能极大地减少农民农药中毒概率，显著改善农民的健康水平。胡瑞法说，比如，1999年山东、河北两省种植非抗虫棉的农民施用农药中毒的比例为22.2%，而仅种植Bt抗虫棉的农民农药中毒比例仅为4.7%。同时，转基因减少了农民农药使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降低成本，促进了农民的增收。胡瑞法介绍，采对转基因棉花和水稻的宏观经济研究结果表明，商业化种植抗虫棉和转基因水稻国家每年可以获得52亿美元的经济福利，其中农民和消费者分别可获得其中的64.6%和32.5%，而种子公司和科研单位获利仅占3%。因此，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农民与消费者，而并非科学共同体。
